论杜威实用主义的建构方法

    众所周知，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的西方哲学传统在对事物和知识追根溯源的过程中相当注重方法的研究。对事物认识的结论固然重要，但它会随着人们的认识过程或者认识视角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而方法却不同，它既不那么容易变化，也不可缺失。因为认识结果的得出必须依靠一定的方法才行。即使是受到现代哲学深刻批判的近代哲学，虽然高度崇尚理性，但是在对人类认知能力和过程的考察中也强烈地倚重方法，我们有关外在客观对象的认识和判断都必须是我们主体在一定的规则和方法所约定的程序中通达的。换言之，客体或认知对象要通过我们的认知方法来定义和明确，只有符合我们认知方法所设定条件的材料与认知主体遭遇，才能成为我们的认知对象。作为美国精神的支柱，杜威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黄金时代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重视实际行动的积极建构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反对传统思想中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观念，因为，所谓主体与客体在分离状态中不存在独立的认知和被认知的意义，而且，一切认知方法本身也和我们的认知目的、达到这种目的的社会实践密切相联。人们通过实践经验来达到并深入到自然世界，并改造自然以成就理想，从而充实和扩展着生活与实践所在的世界的意义，在现实的世界中实现作为主体的人类心灵中的精神价值。
　　站在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立场上，杜威把知识本身当做是一种工具，而不是近代认识论所认为的一个确定的目标。杜威认为，在对各种知识的探寻过程中，人们运用各种不同的经验方法，如实验方法、起源方法、逻辑探究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构造方法，即建构方法，它们一起构成了杜威哲学思想中的方法论图景，弥补了其辩证法的缺失。作为主体在一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积极建构知识和经验的手段，建构方法是我们由以获取从而实现各种政治的、社会伦理的、教育心理的和宗教的等诸方面圆满经验的方法。作为实现一定目的的手段，建构方法的价值和有效性就由其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来评判，而不是根据某种先验性的理性和先在的前提条件。在杜威看来，遵循“怀疑——探究——发现”这个经验操作程序的建构过程不仅在我们的心灵上，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实践行动上是反复不断地进行着的，建构方法是其中不断形成新的假设，并积极地推动人们逐渐达到理想目标的一种探究逻辑。
　　一、杜威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及其建构性
　　“方法至上”是杜威在其名著《确定性的寻找》中一章的标题。如果说杜威为实用主义奠基的哲学基础在于新经验理论，在于对传统哲学的经验的成功改造，那么，与这个新经验观如影随形的就是方法，因为，强调实际行动始终是杜威和实用主义的核心立场，也是其能够成为并体现美国精神的支柱。而在对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杜威尤其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在人反思的行动中，方法始终是心理对刺激做出有效反应的前提条件，也是人理智的体现。毫无疑问，杜威对方法论的重视是对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继承，但更是现代哲学家、思想家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典型代表。
　　在杜威哲学的方法论中，有许多方法，譬如被胡适归纳为五步法的逻辑探究方法，还有发生学方法或称为起源方法，即对事物进行时间上的逆向追溯、起源性的历史考察其发生过程，也有人从生物学角度称之为发生学方法。“五步法”的重要性不必说，起源方法在杜威看来是19世纪下半叶的一项主要科学成就，这表现出杜威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杜威试图基于现实状况追踪历史，以当下的情境问题为背景追溯事物的过去，而不是停留于简单地记录事物是如何在时间的过程中产生、发展直到当前状况的清单。换言之，考察过去的动机和方式，思考角度都源出于当下的现实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杜威思想中少有的历史主义维度，这当然不再只是达尔文的实证性方法，而是与杜威的经验方法相结合并得到改造和思想提升了的一种方法。
　　这里之所以比较详细地谈到杜威的起源方法，是因为在杜威的方法论图表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与它形成了辩证性的关系，那就是建构方法——重要但却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一种经验建构的方法。建构方法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心理学思想的真谛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和消除自然主义者桑塔亚纳以及包括存在哲学论者在内的一些现代哲学家对杜威和实用主义的普遍误解。
　　杜威的哲学批判和思想历程到处都有起源方法和建构方法的运用。在杜威一生中，他的哲学思想、心理学、教育观、社会政治思想随着不同时间不同现实问题的出现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变化，虽然这些变化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相比不是特别明显和突出，但是，在方法论上来说，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在前期他关注面向经验的科学探究的逻辑与方法，到后期则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和文化如何建构的问题。而连接杜威思想中这两个阶段的纽带可以说就是杜威自己包括建构方法在内的“方法至上”的原则，这体现在他对科学实验方法的推崇上，体现在他面对人类美好生活而为工具和手段进行哲学辩护的实用主义态度上。他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一种真正的经验方法，这不仅是由于科学的辉煌成就对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在于，科学方法的具体操作，作为一种工具贴近杜威的经验理论的内涵。作为实用主义奠基者，他要把这个方法的生命力和价值张扬出来，扩展到他后期高度关注的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建构中，主张在文化重建中实现各种经验的圆满。

    我们知道，胡适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杜威的学生，他主张在改造中国现状的问题上多研究些方法，少谈主义。抛开他受到批评的政治立场来说，他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所持注重方法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深厚的重视行动实践的思想渊源，这也是杜威喜欢中国的原因之一。杜威不仅对当时的中国遭遇持有同情，而且极力宣扬行动改造以及采取正确的行动方法的思想，按照胡适所说，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不仅胡适如此，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认同方法的重要性，并不反对方法本身。李大钊在其反驳胡适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说，我们应该结合理论与方法改造世界，而不是割裂开来。虽然他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于纯粹的哲学理论问题，但是，在他们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辩护时，方法仍然不是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方面。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